至慧策略 粉壁晓示：宋代文书与官民沟通的信息传播活动

至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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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宋代，粉壁晓示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用于官方与民众之间的沟通。这种活动将文书内容公示于墙壁上，供人们阅读。粉壁晓示广泛应用于州县、乡邑等地，以明确告示政令、法规和公共事务的相关内容。通过粉壁晓示，官方能够有效传达各种重要信息，包括君主诏令、朝廷通告、法律条例等。同时，民众也能通过阅读粉壁上的公示内容，了解到政府的政策和规定，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和遵守法律法规。粉壁晓示在宋代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加强官民沟通的重要作用，为当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作者简介

刘大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古代官报参与边疆地区统一秩序建构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4XXW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官方信息媒介，粉壁在历代延续传统，并在政治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汉魏至北宋前期，“布达中外”的基本方式都是先由有关部门招募书手批量抄写复件，经驿传送达各地，然后“仰所在州县写录敕榜于州县门，并坊市村闾要路”（宋敏求，1992：59），再往下传至乡村则多靠口头传达。这种历代相沿的传布方式不仅耗时费力，严重影响信息传递速度，还可能因抄写和传达过程中产生错误而引发歧义，所谓“字多舛误，或致稽违”（完颜绍元，2014：91）。在宋代，粉壁继承了前代的传统，并且承载了官文书“晓示”的丰富手段，使得官民之间的沟通更加便捷和广泛（高柯立，2004）。

宋代粉壁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介，在传播信息方面既有前代的特点，又展现出时代的新面貌。尽管赵宋王朝的疆域面积不及汉唐，但其在统治纵深层面达到了前朝所无法比拟的程度。这是因为宋代处于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周边的众多新问题和挑战（邓小南，2019）。基于应对内忧外患的挑战，赵宋王朝从培植根本、防患未然的意义出发，对传递信息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视，从繁华的城市到穷乡僻壤，均要求设置专门用于张贴公文的公共场所即粉壁。这些用于朝廷及地方官府发布、张贴公文的无数粉壁，织成了遍布每个基层社会角落的信息网。宋代政治信息传播规定：“通知条法，大字楷书，榜要闹处晓告民庶，乡村粉壁如法誊写。”（李元弼，1934a：7）因此，在宋代的社会传播环境中，粉壁传播呈现出内容广泛、范围扩大、使用频率提升、关注程度增加以及受到中央集权体制强化影响等新特点。内容发布方面，宋代的粉壁较之前期更加广泛，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几乎涵盖了官方政治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尤其那些与民众生活有关的事项，几乎都能通过“粉壁晓示”的形式传递给民众。同时，目前所见的粉壁在资料数量上，以宋代最为丰富（徐燕斌，2014）。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不容忽视。有宋一代，历代君主及统治集团汲取前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奉持祖宗之法、共定国是、道理最大、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等权力运作理念，维系政权稳定，疏通信息传递渠道，防范壅蔽。这些举措进一步反映赵宋王朝在权力运作和信息传递方面的努力，这直接关系到中央集权体制的效能以及统治者是否能够自上而下牢牢把握国家的统治命脉。

对于国家政治而言，粉壁的广泛使用和内容涵盖的扩大，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并直接关系到中央集权体制的效能和国家统治的命脉。在宋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中，粉壁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信息传递与权力运作过程中有所体现。因此，本文拟以粉壁为视角，围绕宋代政治信息传达问题而展开，探讨古代社会中的基层政治传播活动形态及其相关机制。

一

朝廷文书传递与粉壁晓示

在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中，朝廷重要政令往往以正式文书的形式下达。文书所负载的施政信息的传递是官僚体制运行的根本保证。张贴于粉壁的榜文古来有之，较早出现于汉代，主要传播朝廷政令。东汉光武帝以来，为使上情下达，五曹诏书常题于各县乡亭墙壁之上。随着造纸、印刷技术发展，张贴于粉壁的文书成为帝国权力存在和运行状态的表现形式。这种传递帝国信息的形式起到一种社会沟通的作用。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四月十四日敕云：“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王溥，1955：705-706）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十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高钺上疏涉及刑法发布条款，“准勘节目一十一件，下诸州府粉壁书于录事参军食堂，每申奏罪人，须依前件节目。”（刘昫等，1975：627）五代后唐明宗发布《即位赦文》，宣布精简后宫与冗杂机构，降低民众所纳粮税等内容，并规定：“赦书所至，仰三司诸道，丁宁宣布，限一月内，便须施行，不得遗漏条件。仍于要路榜壁，贵示众多。”（周绍良，2000：1287）显然，唐代粉壁榜文主要为传播法令而设，以规范官员及民众的政治行为。

宋代承继前朝而来的粉壁传播方式，较之以往复杂的传播制度，赋予帝国信息自上而下扩散的政治影响力。处于大变革的宋代，朝廷部门经常根据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按照各自权限，不断发布承载统治者意志和法令的文书。在这个框架内，如何将朝政信息传递到基层社会考验着朝廷信息渠道的畅通能力。朝廷不断规范地方信息传递方式，通过榜文告示的粉壁功能来实现官方意志和意图。从中央到地方官府致力于疏通信息网络，补充帝国信息传递机制，并且不时扩充信息渠道。宋廷通过榜文、粉壁等传播媒介，将地方与中央联接起来，从而将中央的意志贯穿到帝国边陲，因此，宋廷对粉壁设置不惜工本，数量繁多、种类多样，以助帝国权力触角在空间上扩散。徽宗宣和二年（1120），提举京畿京西路盐香茶矾事司卢知原建议朝廷大规模创制粉壁，“欲乞应管下县镇于逐乡村置粉壁一座”（徐松，1957a：3489），以便监督巡捕认真履职。孝宗隆兴二年（1164）户部要求四川监司遍牒所部州县，置立粉壁（徐松，1957b：6574），供往来人员观看，传播官方信息。官文书受到官僚层序结构、组织方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影响，粉壁张贴、录写榜文传播方式得以规约，以往那种分散而简陋的、“村庄”式的基层国家形态被组织起来，建构起具有统摄和配置中央权威的社会信息网络。这一过程主要依赖官文书在不同层面的功能实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为传递朝廷政令的信息工具

官僚科层制在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没有大众传媒，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多限于科层内部，有着严密的制度和管理体系。”（潘祥辉，2018：241）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朝廷依靠政令宣达，在信息控制环节上发挥作用。“对于君主来说，有效控制政治信息通道，是分官设职的目的所在，也是维护并强化君权的基本手段。”（吴予敏，1988：94-95）而宋廷一旦意识到信息下达可能不占主导地位，就会对基层信息传递秩序做出调整。太祖乾德二年（964）正月二十八日，朝廷规定了官员的分职和责任，并对违反该规定者进行严惩。如，“自今应有论诉人等，仰所在晓谕，不得蓦越陈状，违者先科越诉之罪，却送本属州县，据所诉依理区分。如是已经州县论理，不为施行，及情涉理曲，当职官吏并当深罪。仍令诸州府于要路粉涂壁揭诏书示之。”（司义祖，1962：729）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五月至慧策略，朝廷通过粉壁指导基层机构的政令发布：“仓草场监官押宿，如的疾患不任事，即预具公文报提点所勘会，下次监官押宿如违，科违制之罪。若轮当押宿官遇起居日，权免朝参，须平明方得开门。所在粉壁晓示。”（徐松，1957c：2931）可见，粉壁信息的传播对象为仓草场监官，约束他们的违规行为，督促其勤勉工作。因此，这种政令传递制度要求：“诸被受赦降应誊报者，誊讫，当职官校读，仍具颁降、被受月日。行下民间通知者，所属监司印给，榜要会处，仍每季检举。其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谢深甫，2002a：341）经过长期的政治博弈，宋廷掌握了这套文书行政的话语权，保障中央统摄地位的信息传播制度显现出来。

粉壁在朝廷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确保部门的正常运转和政令的有效执行。粉壁中涉及行政事务的内容也颇多。为了促使相关人员遵守行政规范，宋廷经常将相关内容予以粉壁晓示，包括官方政策、法规和条例等方面的信息，以确保相关人员能够遵守相应的规范和要求。宁宗嘉定二年（1209）五月八日，关于官文书制作和使用的防伪问题，朝廷作出相关规定：

其伪造文思院绫、伪雕尚书省印、伪为官吏书押者，皆当坐以重避。官吏士庶能捕获全火（伙）者，白身则与补官，选人则与改秩，京官则比附酬赏。凡官吏僧道能审验举觉者，重赏酬之。其有容隐不举觉而发于他处者，亦重置之罚。仍令吏部与敕令所参定条法行下诸路州郡，书之粉壁。庶几奸人知无所遁，不敢轻犯典宪，从之。（徐松，1957d：2683)

朝廷文书通过粉壁的传播形式，将政令内容明确地展示给民众，使得政策的执行公开透明。同时，这种方式也使得政策的执行者更加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有利于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另外，这种方式还可以通过曝光违法行为，起到震慑作用，从而降低违法行为的发生率。某种程度上，粉壁在宋代政治中的使用直接关系到中央集权体制的效能。朝廷通过粉壁发布的政令和通知能够快速传达给地方官员，保证其畅通传达和有效执行，反映出制度管理和权力运作的特有方式。这对于赵宋王朝的稳定统治至关重要。

（二）作为朝廷延伸流动性的基层信息载体

邓小南（2008：4）认为，“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信息情报与政令指挥的流动，交织为国家的行政网络。网络中的关节点，即体现着某种政治地位；在各个关节点上对于信息的处理，即反映着政治权力的运作方式。”粉壁作为网络的关节点，超越“零散”的村庄秩序范围，确立皇权在基层社会的统摄核心，并横向编织常态化网络的治理模式。榜文、粉壁既为朝廷文书的传递和阅读提供了必要条件，又因自身形态、规则、质量、分布的不同，对文书的不同侧面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军情通信机构斥堠铺的管理和监督，建康府路安抚大使兼知池州吕颐浩谈到朝廷对斥堠铺和文字使用的管理和控制，以及对官员和吏人违规行为的处理，“及于市曹出榜，道路粉壁晓示”（徐松，1957e：7477）。可见，粉壁作为信息载体，被用于传递军事情报、盗贼探报以及市曹通知等重要信息。

官文书政令信息传递困难，一直是古代社会难以克服的痼疾。对于农耕社会而言，不同的区域往往各自独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较少，也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容易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太宗淳化四年（993）七月辛亥，朝廷为抑制土地兼并，通令州县将《禁约民取富人谷麦货息不得输倍诏》张贴于粉壁处，“未输税不得先偿私负，违者加罪，所在粉壁，揭诏书示之。”（司义祖，1962：732）为了维护经济秩序等，宋廷通过粉壁公示政令，除了流动性商旅货物外，还对小微经营的，一律免税。淳化三年（992）五月，朝廷下令：“自今除商旅货殖外，其贩贸细碎交易，并不得商其算，违者罪之。仍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版、悬于官寺之屋壁以遵守焉。”（司义祖，1962：733）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平稳运行，保障了广大民众的权益。

在宋代，粉壁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在繁华地区，还延伸到了偏远地区。这些地区都要求按照规定张贴榜文和通知条法，以便向民众传达各类信息。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粉壁上的信息，了解朝廷意图和政策动态，提升对官方的认同感。粉壁、榜文等媒介充当了重要载体。在边境地区有些少数民族经常以贩卖口粮、人口等物品为生。这种行为不仅对国家经济造成了损失，还对社会秩序带来了威胁。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二月，朝廷明令“应有蕃部将带人口入蕃界者，宜令所经历及次边州县军镇，常切验认收捉，不得放去。如有将人口货卖与蕃人，及勾该居停住，并依格律处死。验认到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仍令逐处粉壁晓示。”（徐松，1957f：7247）景德元年（1004），朝廷约束民间百姓出境行为，“自今中国人不得辄随外国进奉人等出境。边吏专知伺察，违者论如律，仍縳送阙下。所在粉壁写诏书以示之。”（徐松，1957g：7251）可见，粉壁在不同场所的普及和广泛分布，使得朝廷的信息能够覆盖更广阔的地域，延伸到基层社会的各个角落。

（三）作为朝廷传播社会礼法名教的基础设施

传统的乡土社会属于“差序格局”结构，乡民们只在偶然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下与他人发生关系，并不显著需要一个常设的或广被关注的基层团体。对于古代民众来说，他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价值观主要用以维护乡土社会的生存和绵续（费孝通，2012：52）。对于众多下位性的社会文化领域，官方运用粉壁等媒介，从注重民众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引导转变为注重更深入内部结构的文化习惯塑造。李新上书宋徽宗，推行州郡讲习五礼新仪，强调“诸州并许公库镂板，仪曹局以某礼行下属县，置籍抄录，检示粉壁，及察民间所行之礼过与不及”（李新，1986：499-500）。这从侧面折射出宋代社会张榜粉壁等媒介的信息规范变化。尤其是粉壁分布各处、内容各异促进了宋代朝廷政令的畅通及与民间信息的交流，具有控制引导社会舆论、宣示皇权等传播功能。徽宗崇宁元年（1102）正月二十六日，朝廷禁止“应民庶朝岳献神之类，不得仿效乘舆服玩，制造真物，秖得图画焚献，余依旧条。及令开封府并诸路府界监司逐季举行，粉壁晓示，仍严切觉察施行”（徐松，1957h：6517）。可见，这些礼制通过渗透性的粉壁信息传播，使帝国政治的影响力深入民众，扩大他们对礼法名教的参与面，加强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

儒家思想主导下的风俗文化中，许多宋人信奉“不食荤血”，将其视为修身养性的方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信仰和习俗不断地融入各种迷信、邪说内容，形成了一些诱人上当的陷阱，如“夜聚晓散”等。天圣五年（1027），刘随于《上仁宗乞夜聚晓散及造仪祀神》中明确表达：“令乡村要路粉壁书写，重新晓谕，使民知禁，不陷刑章。”（赵汝愚，1999：1057）当然，粉壁不仅仅是物质形式，而“在乡村这一层次上，官府运用粉壁公布诏令、宣传教化是和派员讲谕结合在一起的……粉壁晓示效能的发挥更离不开讲谕人的沟通”（高柯立，2004）。朱熹也认为讲谕人可以实现对粉壁内容的有效传递，“今若将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岁，或三月一次，或于城市，或于乡村聚民而读之，就为解说，令其通晓，及所在立粉壁书写，亦须有益。”（黎靖德，1986：2177-2178）这些粉壁榜警示百姓恪遵礼教，谨守纲常，就其性质来看，已超出一般劝谕的范畴，通过普及知识、加强教育等方式，让民众摆脱迷信、邪说的影响，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观念。

官文书之所以能够借助粉壁塑造社会，是因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礼仪器物往往关乎权力的正当性问题，故而统治阶层垄断某些器物舆服的权力，禁止民众仿造使用。宋廷一直要求各地粉壁传递涉及礼仪器物规定的信息，侍御史彭汝霖言：“元符敕：诸司因祠赛社会执引兵杖旗帜，或仿乘舆器服者，造意及首领之人徒二年，余各杖一百。满百人者，造意及首领人仍不刺面，配本城，并许人告。乞下府界及诸路，近年逐季举行，粉壁晓示。”（徐松，1957i：768）可见，官文书借助粉壁的广泛普及，如府界与各路均要求设置粉壁，晓示一些礼仪秩序等问题。为了增强防微杜渐的意识，宋廷在政务细微处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并通过粉壁晓示职官予以重视。总体来看，粉壁承载公文信息运转的功能和任务，使朝廷政令传递到民间，面向整个社会。

二

粉壁与地方官府的基层空间运行活动

如何及时发布可靠的信息，把握粉壁与地方官府的基层空间运行情况，是宋廷非常关注的问题。这种由朝廷及地方官府发布的下行公文，主要用于传达指示、告知官吏与民众。其传播范围广泛，内容涵盖政治观念的宣扬，行政决策及其执行，法律法规的颁布以及对吏民的劝谕教化等。这类信息源于皇帝、朝廷及地方官府，与民众的公共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显著的政治信息性质。当然，宋代这套以粉壁为主的媒介涵盖基层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构成帝制体系内部人事、财税及其他决策信息的网络外延，体现出官民沟通信息存在严格的规则和范围。

（一）地方官吏的政治信息传达与执行

赵宋王朝建立在唐末五代混乱的基础上。为避免成为短命王朝，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政府，成为其立国的重要政治策略。尽管宋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地方权力，地方官吏仍具备一定的决策权和执行能力。粉壁作为扩散信息的媒介，对地方官吏作为政治信息执行者的角色起到了重要的支持和补充作用。通过在不同场所的粉壁上张贴官方的政令，地方官府能够更好地传达政策和命令，与各个阶层的民众进行沟通和联系，了解社会需求。实际上，“通过诸处场所中的粉壁，朝廷官府统治的触须向下延伸，……仍然离不开州县官员的努力和讲谕人的宣讲，否则只能是‘徒挂墙壁’罢了。”（高柯立，2021：89）这种直接而即时的口头信息传递方式打破了书面文字的限制，使得官民之间的沟通更为亲切和实时。知漳州朱熹谈到地方运用粉壁推行保甲法现象：“近日仓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榜，编排甲户，置立粉壁，处处纷然，而实无一文一粒及于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为戒而不可学也。”（朱熹，2002a：1185）他们会亲自前往各地，或者通过各种渠道如公告、通报等方式将政令传达给民众和下级官员。仁宗庆历八年（1048），知青州富弼在粉壁上发布关于处理流民问题的文书：

当司访闻得，上件饥民等，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薪草木，货卖籴食，及拾橡子造作吃用，并于沿河打鱼、取采蒲苇博口食。多被逐处地主或地分耆壮，妄称系官或有主地土诸般名目邀阻，不得采取。似此向去冬寒，必是大段抛掷死损，须至专行指挥。右请当职官员体认。见今流移饥民至处，立便叮咛指挥诸县官火急行遣，遍于乡村道店村疃内分明粉壁晓示。（李文海，夏明方，朱浒，2010：244）

通过上述文书至慧策略，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士大夫出身的地方官吏在运用粉壁等媒介上的积极作用。他们既是皇权运行的代表，也是与民众直接接触的桥梁，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和传播政策的关键角色。

地方官吏可以通过走访调查、巡察等方式，及时掌握民间状况，并将其汇报给朝廷。同时，他们也是朝廷政策落实的关键人物，能够帮助朝廷推广政治理念和政策，促进地方发展和民生改善。知潭州朱熹（2002b：4639）发布涉及落实朝廷租房政策的《约束榜》：“本州近于七月十七日准登宝位赦书，内一项应官司房廊白地赁钱并放至绍熙四年终。已出榜都市，晓示去讫。今访闻得街市有赁屋居民，却有妄称合从赦书到日之后纳起，致有争竞。……使司已于七月二十六日出榜都市晓示讫。”可见，粉壁的设置和使用有助于地方官吏实施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它提供了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使民众可以查看自己和其他家庭的信息，增加了行政决策的公正性和可信度，地方官吏也由此成为政治信息的传达者和执行者，使朝廷的政策落地到地方。他们承担着传达和执行决策的重要责任，以维护朝廷权威和推动地方社会的发展。

（二）负责地方官府赋税信息的具体传递

在征收两税前，地方官府先将有关规定详细布告于民。宋人李元弼（1934b：83）说，仅在县署和热闹要处不够，还要将榜文“小作印板，印给耆长，每村三两道”，由此确保传达到每个村庄。《庆元条法事类》载：“诸税务以收税法并所收物名税钱则例大书版榜，揭务门外，仍委转运司每半年一次再行体度市价，增损适中行下，应创立者，审定申尚书户部。仍并多给文榜，于要闹处晓示客旅通知。”（谢深甫，2002b：550）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地方官府在赋税征收过程中拥有信息发布和公示权力。

为了保障赋税的管理，官方不断发布征收信息。太宗淳化五年（994），朝廷下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当算之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榜，置官宇之屋壁以遵守焉。”（徐松，1957j：5090）可见，为了规范税收管理，置税务例书的粉壁起初设在官署大门外，开始移为屋内（李合群，2009）。崇宁五年(1106)，朝廷下令税务机构“参酌税物名件，税钱多寡，立为中制，颁下诸路，造为板榜，十年一易，永远遵守”（徐松，1957k：5097）。“按农田敕：买置及拆居归业佃、逃户未并入本户者，各出户帖供输。今臣僚所请，并须割入一户下。今欲申明旧敕，令于逐县门榜壁晓示人户，与限百日，许令陈首改正，限满不首，及今后更敢违犯，许人陈告。如公然作弊，显是影占他人差役，所犯人严断，仍据欺弊田三分给一与告事人充赏并从之。”（徐松，1957i：6071）宋廷通过粉壁的方式加强税收征管和稽查，在墙壁上记录纳税人及缴税情况，以便官府进行查核。这些粉壁设于州县主要场所，用以记录户籍以及纳税人姓名、身份和财产等情况，以确保纳税人缴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粉壁也是一种税收管理手段，通过在墙上公布纳税人的信息，监督税务官员是否存在实施特权或者恶意差别对待某些纳税人的情况，确保税收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宋人谈到粉壁详细地刊登纳税人信息，“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右具在前，述某州某县、某乡某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刘一清，1986：993）通过公布纳税信息，避免官吏违规征收。淳熙五年（1178）二月四日，有大臣谈到丁税管理措施，并将其相关信息记录在粉壁上，以确保社会各界都能了解和遵守人头税相应规定，“每岁入务限前，以籍寔丁名数关报本县催理。仍抄录人名，下逐都置粉壁，大字书写，晓示通知，每岁一易。”（徐松，1957m：6345）可见，宋代通过粉壁整顿税务并强化赋税管理，在提升其透明度和规范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官方对民众的监督力度。

（三）推动基层乱象治理与鼓励违法行为检举

赵宋王朝通过顶层制度设计确立“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指导原则，将三司的分设和监察系统的运作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和控制手段，而粉壁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介，则有助于保证立法活动正常进行及将法律条例适时公布于众，使民众知晓（戴建国，2005）。某种程度上，粉壁的存在缩小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信息断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地方官府在朝廷指导下，采用了多种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地方官府在粉壁上发布一些有关治安、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通告，以便民众及时了解并举报犯罪行为或其他违法活动。这种方式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之一。宋人胡太初（1986：709）说：“虽然爱民之要尤先于使民远罪。夫民之丽刑，岂皆顽而好犯哉？愚蒙无知，故抵冒而不自觉，今宜以其条律之大者榜之墙壁，明白戒晓，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为趋避。”宋代边境贸易也趋于活跃，有人主张通过严控边境互市达到使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臣服的目的。哲宗元佑元年（1086）吕大忠认为，“须别立法云： 应汉户、熟户与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处斩，妻子送江淮编管。粉壁晓示，许人陈告，实时支系省钱五十贯充赏；本地分巡检、寨主、监押并冲替。”（司马光，2008：99）从上述材料看，有关部门通过在粉壁记录和公示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和罪名等信息来管理，并鼓励民众检举其违法行为。同时，对应的惩罚措施也非常严厉，以达到震慑作用，并且要求地方长官严密监管，确保禁绝私市。

州县通过编印榜文，将有关法令、政策等公布，使得更多人能够知晓并予以遵守。地方官府通过粉壁与派员讲谕的方式向民众传达法律政策，并鼓励其举报邪教活动。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中谈到州县官员承担着将法令张贴于粉壁的责任，并通过口头传达来解释和宣传的内容：“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苏轼，1986：1417）。在具体实践中，官方利用粉壁进行社会管理，如禁止传播邪教、惩罚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等。徽宗宣和元年（1119）四月，朝廷明令地方管理社会活动：

沧州清池县饶安镇市户张远、无棣县新丰村张用、清州乾宁县齐玘等，各为烧香受戒，夜聚晓散，男女杂处，互相作过，见今根勘。仰承勘官子细研穷，不得漏失有罪，亦不得横及无辜。兼访闻沧、清、恩州界日近累有夜聚晓散公事，从来条约甚明，深虑愚人易惑，因而滋长，害及良民。仰本路提点刑狱司检会条贯申明行下，令逐州县镇粉壁晓示，重立告赏。其为首人于常法之外，当议重行断罪。（徐松，1957n：6532-6533）

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的淫乱现象，朝廷加大调查和惩治力度，并通过公告和奖励制度来强化社会警示。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七月十三日，朝廷对于“吃菜事魔、夜聚晓散、传习妖教、情涉不顺者，及非传习妖教止吃菜事魔”等情况，“令州县多出印榜晓谕，限两月出首，依法原罪。限满不首，许诸色人告如前。及令州县每季检举，于要会处置立粉壁，大字书写。”（徐松，1957o：6551-6552）可见，地方官府通过粉壁广泛宣传对基层社会涉及邪教或不正当行为的惩治措施，并按照法律处理相关罪行。同时，地方官府在粉壁上有着充分的活动空间，关键在于其长官的灵活运用（高柯立，2004：135）。元符初年，殿中侍御史邓棐言“访闻新除知河中府贾青，前知苏州日，粉壁出赏，断人秽语，每获秽语人，罚钱入官，聚所罚钱，盖造乐籍堂。”（李焘，2004a：12016）可见，贾青在苏州时，利用粉壁发布奖励令，并严厉打击和断绝人们传播污言秽语的行为。

从深层次看，粉壁作为官方公告和政令的传播渠道，促使朝廷实现对地方的统治和控制。官方政令通过粉壁晓示的方式广泛传达给民众，确保政策的执行和遵守。这种直接的传播方式使得朝廷能够迅速有效地将命令和政策下达到各地，增强了皇权的执行力和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到，粉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亦在无形中强化了他们的“当下”意识。宋代官方采取了多种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其中包括编印榜文、立粉壁等方式。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信息、管理社会秩序、提高民众法律意识等作用，也反映出宋代官方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视。

三

官民沟通的信息媒介作用

迪尔凯姆（1975/1995：110）说过：“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如若政治信息需要下达，就离不开媒介渠道，所以宋代在官府、邸店、桥头等处，“榜之通衢、揭之粉壁，使民通知”（李心传，1956：2845）。作为官民之间的传声筒，粉壁扮演了上下联系的重要角色，能够辅助朝廷传达政策、法令以及帝王的旨意，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民众的安全与稳定，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宣传和控制色彩。

（一）维护王朝权威的宣示与信息存续机制

粉壁体现了权力与信息传播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换言之，粉壁便是宣示王朝权威的象征，记录政治合法化的宣传媒介，发挥着一种典型的“维系权力”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宣传功能（潘祥辉，2018：90）。赵宋王朝历代君主为了确保皇权对信息的垄断（赵云泽，董翊宸，2021），重视与民众的信息沟通，却较少与其发生直接关系，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维系权力的政治态度。宋英宗为使“缙绅之间、士民之众”不惑传闻，曾敕榜朝堂：“欲释群疑，理当申谕。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遍牒告示”（李焘，2004b：5044）。“诸生子孙而杀或弃之罪赏条约，州县乡村粉壁晓示，每季举行，监司巡历常点检。”（谢深甫，2002c：118）避免扰民、修葺粉壁等名义并不是重点，粉壁巡检以保证官民沟通的信息渠道畅通，维护皇权统治需要才是直接原因。绍兴四年（1134）二月二十三日，朝廷下令：“今后诸路有颁降诏令，并仰监司关报州县，真书文字，镂板印给于民间。仍约束巡尉不得以修葺粉壁为名，差人下乡骚扰。以臣僚言置立粉壁之弊也。”（徐松，1957q：6559）州县也被朝廷要求在重要位置上设置粉壁，张贴榜文，提醒民众遵守禁令。当然，长期维护与修造粉壁带来严重耗费却效果不强，连帝王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宋高宗发现粉壁管理不当问题：“朕常出使河朔，见宣和间茶盐条法粉壁列屋长廊，徒为文具，适以害民，不如多出文榜。”（徐松，1957r：6569）为了防范粉壁“徒为文具”，损害王朝统治权威，宋廷严令地方遵守相关规定和制度。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采纳右正言巫伋进的建议，“近年州县间上下苟且，凡命令之下，视为具文。欲望申敕州县，将前后所降指挥编次成册，置之厅事，守令常切遵依。如少有违戾，即仰监司觉察按劾。”（徐松，1957s：3473）可见，朝廷通过粉壁传播的运行管理，能够监督与惩罚违反命令的地方官员，从而体现了皇权运行的权威性。

当然，宋代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粉壁的巡检管理制度，包括粉壁的书写、检视及校核，甚至“里堠粉壁及榜示常切照管，不得稍有损坏”（李元弼，1934c：36）。绍兴三年（1133）十一月三十日，朝廷下令：“诸乡村巡尉每月（地界阔远处，听巡尉更立分巡）于要会处置粉壁，州给印历，付保正副掌之。巡尉所至，就粉壁及取历亲书到彼月日、职位、姓名，书字仍与本身历对行抄转（本身历候巡遍赍赴州印押，州县当日给还）。仍仰提举茶盐司及主管官逐季点检，著为令。”（徐松，1957t：3490）这些规定旨在确保地方行政的有序运行，通过巡视核实粉壁和历史记录，加强对于乡村事务、人口统计和财政收入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这样可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避免因传递错误或不完整信息而导致的混乱和误解。在朝廷掌控下，粉壁成为官民沟通的权威信息媒介，也扮演着皇权监管机制的角色，维护着社会秩序和朝廷权威的稳定。

（二）扮演官方与民间的社会沟通角色

孙旭培（2013：355）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特点是纵向传播强劲，横向传播薄弱。粉壁作为官民沟通的传声筒、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了这种传播特点。宋代官方重视疏通粉壁、榜文等信息渠道，并在必要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回应，以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宋人张纲对于秦桧擅政带来的政令不通问题，建议朝廷通过发布公告来宣布简化条约繁冗的意图，并督促官员们执行，“乃令有司看详，取其切于利民者，得八十余事，止标大意及降旨月日，其间繁文一切削去。奏乞镂版，宣布中外，仍令州县揭诸粉壁。”（曾枣庄，刘琳，2006：256）可见粉壁在传达君主意愿、使民众了解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性。

从沟通角色看，粉壁作为官民沟通的传声筒起到了传播信息的作用，有助于维持朝廷的秩序和政策的传达。通过传达政策、规范行为，粉壁帮助实施保甲制度，并向民众晓谕相关公告。庆元四年（1198）五月十六日，臣僚言：“乞下所属监司州县，督责厢分，警饬巡尉，严保伍之法，申粉壁之禁，使盗铸之弊销，般贩之习弭，行用之患革。一有违戾，锄去本根，庶几窒其弊于本厚，享其利于经久。”（徐松，1957u：6560）三年（1197）正月，三省措置下项：“令诸路监司、守臣行下州县等结甲，立罪赏，粉壁晓谕。”（徐松，1957v：6559）官文书通过粉壁发布，以确保广大民众能够获知这些关键的公共事务。这种严格控制的目的在于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并通过官方渠道传达政治意愿、政策决策以及社会动态等内容，从而引导和影响基层社会活动的方向与行为。同时，官方对民众在粉壁上的行为有一定的容忍度，只要不破坏粉壁本身或违背社会秩序，通常会允许民众在粉壁上进行表达和互动（高柯立，2021：86）。据《黄氏日抄》载：“昨日出迎诏书，见文昌桥上帖婺源庙注疏印榜，此必有师巫庙祝之徒来此骗脅吾民，帖三厢官徧在城内外揭毁其榜，搜逐其人，限一日取肃静状申，外四县帖请一体行。”（黄震，1986：808）可见，在特定情况下，“师巫庙祝”利用粉壁这个平台表达民间信仰传播者的不当呼声和诉求，官方会对其行为进行监控和调控。

长期以来，赵宋王朝积极推行重文抑武的国策，促进了政治氛围的宽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这为士大夫们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而粉壁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则成为他们表达情感、交流观点的重要途径。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也展示了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的确，宋代“发达的教育培养了大批的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宋代的士大夫提供了大胆放言的可能，不断的游历使他们有了到处题壁的机会”（丁建军，2004）。因此，不少文人士大夫对粉壁媒介乐此不疲。蔡襄在《四贤一不肖》中谈到公共场所的粉壁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王辟之，1999：132）乐雷发的题壁诗暗示了官场之中的德行和利益之间的矛盾，“功名要结后人知，马革何妨死裹尸。汉帝可能疑薏苡，湘民却解荐江蓠。纸钱撩乱巫分胙，粉壁烂斑客写诗。堕水跕鸢无处问，滩头斜照晒鸬鹚。”（乐雷发，1986：71）赵公豫的题壁诗认为粉壁上充满了文人墨客的才华和风流，以及他们对美景的描绘，“佳名由帝子，千载尚馀芳。带水来章贡，群山拥豫章。楼台夸壮丽，鱼鸟焕清光。粉壁多词翰，风流孰擅长。”（赵公豫 ，1986：204）可见，宋代士大夫们出于对文化传承、声望积累、价值观传播以及社交互动的需要，往往乐于在粉壁上题写诗句。他们将个人情感与思想融入到题壁诗中，既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又借此传达了对社会、国家和时事的关注。

（三）形成多种空间存续的传播态势

一般来说，古代中国以愚民为治术，故专制统治下的民众如同被禁闭于漆室之暗，难以了解国家大事。然而，史实证明这并非绝对的情况。历史经验丰富的统治者意识到，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官方的意图、行动和准备，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听取并应对民众的反馈和要求，不仅有利于政策的推行和命令的执行，还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正如所言：“其法善也，人皆知其善而守之，于是不令而行；其法不善也，人皆知其不善而救之，于是挽回亦速。”（赵炳麟，2001：425）从社会层面看，宋代粉壁传播并不局限于宫廷内部或者寺庙中，更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士大夫、民众等，从而实现社会层面的广泛传播。乾德六年（968）五月乙未，朝廷下令地方张贴粉壁传递《禁止上供钱帛不得差摄居人诏》：“自今应诸道州府军县，上供钱帛，并各车乘辇从。其西川诸路合般钱物，即于水路官自漕运，不得差摄所在居人，仍于诸路粉壁，揭诏书示之。”（司义祖，1962：730）可见，朝廷利用粉壁广泛传达禁止差摄人的政令，彰显其对民生问题的重视与保护。如此一来，粉壁不但是政策宣传的工具，还在减轻民众负担、节约社会资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粉壁不仅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还通过信息传播强化了他们对自然环境保护的现实感知。从户外传播空间形态看，通过在州县的要害处粉刷墙壁，将禁止捕猎的政策法规告知民众。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三日，朝廷下达捕猎禁令：“方春阳和之时，鸟兽孳育，民或捕取以食，甚伤生理。而逆时令自宜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持竿挟弹，探巢摘卵。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致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司义祖，1962：731）一些不守禁令的人，不顾禁止而捕猎和破坏动物的巢穴。宋人王洋有诗：“闾里争如恶少年，不持弹射操空拳。探巢取子尽居室，旁观禁止无由缘。父翔母噪力不加，小雏在手鸣ƒ楂楂。……汉家春夏禁采捕，诏书非止行三辅。可怜科罪挂墙壁，国家禁绝非不预。”（王洋，1986：342）这些措施采用户外粉壁这种空间形态来进行传播，以期提高政策法规的传播效果和普及程度。

从地域广泛性看，粉壁不但以乡村“挂墙壁”的形式存在，还延伸到全国交通要道上的商旅集散地。宋代交通道路与管理完善，以漕运粉壁为例，朝廷要求基层机构准确把握风险问题，抓预警、抓源头、抓处置，掌握工作主动权。差供奉官李蟠前往益州取公文，并负责催促嘉州至荆南的运输工作。“如有违犯，即送随处州府勘逐情罪，依法断遣；情理重者，配远恶州军牢城。……仍备录宣命，于沿江州军要便处粉壁晓示。”（徐松，1957w：5570）这反映了漕运粉壁作为一种地理媒介，能够利用地理空间的特性将信息传达给更广泛的受众。这种传播方式利用了交通要道上的商旅人员和沿路居住的纲官、梢工、水手和兵士等人群，确保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到不同的地方。

四

结语

宋代的媒介传播体系中，粉壁扮演着与权力运作密切相关的重要角色。作为文书与官民之间沟通的信息传播媒介，粉壁通过向广大民众晓示官方政令、法律规定和各种公告，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官民之间的互动。不同类型的文书在信息沟通和处理机制上存在差异，展现出各自独特的性格和权力运作方式。粉壁等开放性媒介从帝国内部封闭空间系统转向民间社会，成为帝国权力在空间网络中的重要环节。这种媒介对帝国信息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官方编织出一张纵横交错的政治传播网络。另外，粉壁不仅是一种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更是宋代社会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它不仅提供了即时的信息传递渠道，还为人们分享知识、交流观点和表达情感提供了平台。同时，粉壁的信息传递缩小了官方政令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民众对官方的认同感和参与感。这种互动关系有助于权力的传播和执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权力与民众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衡。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变迁，粉壁逐渐被新的传播媒介所取代，但其在宋代政治传播史中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通过研究“粉壁晓示”在传播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社会中信息传播的机制和规律，揭示当时社会的交流方式、政治文化以及人们对信息获取和传递的需求和行为。概而言之，对粉壁的研究能够切入到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微妙至深之处，揭示历史时期特定传播媒介的功能和影响，为我们理解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视角。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6期。

本期执编 / 杨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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